某种程度上,就类似于是个“上帝大棋党”,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,你得用更高的、大棋的视角,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。
只有这样,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。
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。
第二个冲击,源于澳门的特殊性。
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,澳门的特殊地位,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,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。
这种极度繁荣,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。
耶稣会要传教,传教需要钱,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?当然是靠贸易。
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,又发三愿,不得经商。
但情况特殊,权宜之计,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,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,筹措经费。
但是,经商这种事,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,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。
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、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、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……越干越大、越干越大。
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,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。
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,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,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。
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。
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,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,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。
蒋友仁则在反思,偶像崇拜,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?
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、金钱、财富,利润,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?
新时代人们都利润、金钱的追捧,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?
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,在产生了“崇拜金钱”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,他又开始思索更多。
而这种更多的思索,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。
他发现,澳门的衰落,和大顺的贸易政策,息息相关。
如果大顺放开贸易,那么澳门就会衰落;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,那么澳门就会繁盛。
而在澳门的繁盛期,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,解读为“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、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”。
然而,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;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,澳门瞬间衰落了。
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,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。
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,他是传教士。
所以,他的视角,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。
即,“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”这个概念,具象之后,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?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?
如果不是偶像崇拜,而只是一个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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