益州的酒类,是卖给法国人和原住民的。
金山地区的棉布,是卖给中美洲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。
所以,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国内的“劳动力向东转移”的总预演。
也即,大顺要靠海外市场,靠一战的“分赃”、靠从北欧到日本的广阔世界贸易,来完成工业化的起步,和工商业的继续发展。
的确,此时,考虑“人均”粮食,南洋的大米是没办法与河南人均的,因为运输原因,这种人均是无意义的。
但是,沿海地区既然“人均”粮食是有意义的,是可以通过海运运输的。
那么,粮食不能过去就人,人不能不去就粮食呢?
粮食没长腿。
可人是长了腿的。
当然,现实操作起来,肯定比较麻烦。
而且,也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。
但是,至少,这个思路,可以自圆其说地解决那个“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”的问题。
这个问题,对刘钰来说,或者对后世的人来说,不是问题。
但对现在的大顺而言,是个问题。
甚至于,这个问题,还处在一个“理论研究”的阶段,甚至连“技术验证”阶段还没达成——要先从理论上,证明有这么一种可能,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。
如果,连理论计算,都无法自圆其说,那么这个“未来”,在此时,根本就没人会相信。
所有人都会疑惑,怎么可能呢?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口?
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,他们在考虑均田问题的时候,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,从而使得他们的均田思路成为空想。
比如李塨就没解开这个问题,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,却又不敢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。
于是最后,他的均田设想,就只能建立在“虚空”之上——对了对应人口增加,又认为工商业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,于是他虚空地设想出了【上等田分五十亩、下等田分一百五十亩,劳作之后,下等田就可以升级为上等田,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】这样的完全虚空的空想上。
到了大顺这个时候,随着时代的发展,和刘钰的变革,其后辈徒孙们,又延续并发展了这个理论——全面的反动,复全民宗法制,长子继承土地,次子去海外分田。
这个既是治标不治本,也实际上是压根不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人口的路线之争。
说是路线之争,并不是说他们与时俱进的想法没有可行性,也不是说未必就不能用。
而是在于,对实学一派来说,即便能用,这也只是手段,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。
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,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,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,最终目的是为“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”减轻难产的痛苦。
而不是说,要全面反动,复全民宗法制、礼法、长子继承、次子重分殖民,最终复古井田。
而现在,刘钰拿出的这套理论,之所以会有拥趸,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,可以自圆其说。
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。
这套理论,若归纳起来,就两个关键点。
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,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。
第一个:人均粮食。
人不爱粮食,只是用粮食,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;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、十万斤粮食。
爱和用的区别,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。
于是,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,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,属于宏观上的“无效劳动”,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——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,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,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“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”的水平。
一亩地才多大?画个圈,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,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。
既然如此,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。
而这些的基础,又是“国富”理论,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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