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度,甚至实学,都不用他们管了,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?
如果是后者,那问题就大了,就需要分析、弄清楚,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、在别处就不行?
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,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“标准答案”,回道:“若只说江苏一地,闲民,未必是坏事。”
“知江苏一地,政抑闲民,其义非也。所谓闲民,先儒之谬说,夫闲民不可少也。”
“有闲民,然后佣赁可得也;有闲民,然后行走可得也。”
“闲民者,或助力于农圃;或助力于虞衡;或助力于工商;或助力于刍收。”
“其筋力劳苦,有甚于常职之民。”
“先儒以为,闲民者,身无职名,白日依枕,终岁闲眠,故曰闲民,此真大谬也!”
“先儒枉疾此辈,每欲惩之酷罚,岂不怨哉?”
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,在对着虚空输出。
先儒所言的闲民,和现在的闲民,本质上没啥区别,但社会基础的变化,使得发生了区别。
什么是闲民?
指的是封建社会里,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、没有“常”职的人。
按照这个定义,在工厂里做工的,在码头上扛活的,其实都是“闲民”。
说是农,有地吗?
说是商,有产吗?
说是工……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,可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没有任何的产业,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。
得业则生、失业则死,这就叫闲民。
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,对先儒而言,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。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,也没有个常职,这不是“身无职名,白日依枕,终岁闲眠”是啥?
而现在……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,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“和现实脱节”了。
农圃、工商、刍收,都很容易理解。虞衡者,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,掌管山川林泽,官名代指,值的就是林业、林业附属的狩猎、采集、药材等行业。
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“正名”,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;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。
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,就考虑过。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,多出来的人干啥?
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,那时候百废待兴,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。
他不是没想过,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,便考虑“转业”,为士、为商、为工等。
但那时候,他认为,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,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,士、商、工,能容纳多少人?
根本不可能嘛。
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,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,也就是好田五十亩、劣田百五十亩,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……
实际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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