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打仗的时候,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。
大顺写小说的,都是些什么人?就不说写个小说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,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?
一个是贵族圈子的“文以载道、劝善惩恶”。
另一个是市井文化,媚于工商市民。
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。
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。
于是,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,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。
看完了之后,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、短篇笔记的风格。
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,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、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。
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,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。
然后…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《皇明通纪》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,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《皇明通纪》这一本书,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、小品、杂记、争论之类的,全都禁了。
借着这场蚊子狱,也展开了“文体反正”运动,刊行编纂《朱子选约》、《通鉴纲目讲义》、《明太祖六谕注解》等等书籍,以此为正。
相应的,朝鲜国的儒生出海、前往大顺,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。
私自前往,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。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,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,根正苗儒,就去了趟京城,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……
对朱子学的反思,其实对大顺来说,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,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。
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,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,是在这个“天下”范围内普遍适用的,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。
而诸如叶适、陈亮那样的学问,会导致民族觉醒,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。
甚至开始思索“我是谁”。
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
李星湖等人,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,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,空谈扯淡,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。
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,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,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。
这种情况下,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,那才是怪了。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,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,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。
小国不大,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——别说大顺这么大,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,单单一个苏南、苏北,基础完全都不同——这种情况下,怎么办?
显然,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。
在《皇明通纪》文字狱之前,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,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,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。
那么,大顺到底什么样?
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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