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,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、但是.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。
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,就发现事情有异。他也承认这一点。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,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。然而,无论是他,还是其他任何人,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一亡和破坏。
“运动来势很猛,我也没有料到。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,“所以你们有怨言,也是难怪的。”
从1966年冬到1967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。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,它犹如闪电劈树。1968年到来时,用军事术语来说,“文化大革命”已成了解围战。
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,已成为反左派人士。1965年至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拉开序幕时,他意在反对那些“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”(“走资派”的代用词)。
从1967年开始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(极左派的代用词),他们是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。风向已变。尽管《人民口报》还在鼓动造反,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。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
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,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,通过延安整风,他结交了“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”:刘少奇、陈伯达、胡乔末、高岗、陆定一、彭真和周扬。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,其余的人都成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受害者。
见王明发表在《蒙古消息报》上的文章,1974-06-1529免职之前,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“红小鬼”的过失,他们打倒了刘少奇,要“立刻实行共产主义”。
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。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“夺了权”。
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,宣布建立“上海公社”。毛泽东没有同意。
1967年2月,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“文化大革命”领导人:张春桥和姚文元。L刘张春桥原是报人,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。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,是他写了那篇《海瑞罢官》的剧评。
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,张、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,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。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。
他泼这两人的冷水。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,他说,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。
上海的“左”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“五四”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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