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念书时,母亲是泽东的依靠,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。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,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,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,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。泽东当时是在同“中国人的做法”作战。
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。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:“我想这是件好事,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。”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,“我母亲也不赞成”。泽东承认说。
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,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,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。可怜的泽东吓呆了。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,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,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。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,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。[13]
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,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。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。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。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,几十年后,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:“呜呼!中国其将亡矣!”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:“我读了以后,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。我开始认识到,‘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’。”[14]
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———《盛世危言》,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: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。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:为了中国,他应该走出韶山,去学习更多的知识。
1915年,毛泽东归还给表兄文运昌的《盛世危言》和还书便条。
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,有一天,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。[15]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,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,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。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,又恢复了统治,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,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,其首级挂在旗杆上,以儆效尤。
好几天里,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。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。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,但是,他们“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”。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,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,“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”。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:“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,我觉得这些‘暴民’也是些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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