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听到方的话,虽然让他意动,可那点火星却很快就熄灭了。
内阁的权力无疑最具诱惑,他和徐阶也是不同。
徐阶是真的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,争权夺利。
他已经掌握过那样的权利,所以在方向他提出复起时,心里根本就没有兴起一丝波澜。
可高拱不是,他是被人赶出朝堂,他对内阁的权利还有眷恋,他还想重新掌握朝政,按照自己所想重新打造官场,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
嘉靖中后期,朝政逐渐腐朽:“明之中叶,边防堕,经费乏。当时任事之臣,能留意于此者鲜矣”。
高拱也清楚地认识到:“方今时事,内则吏治之不修,外则诸边之不靖”他一直留心时弊,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厘正计划。
嘉靖四十五年,高拱在入阁前就完成了一篇《挽颓习以崇圣治疏》,总结二十几年来他体验和观察到的当世之时所存八大流弊:坏法、黩货、刻薄、争妒、推委、党比、苟且、浮言,还提出了针对八弊的改革方案,言“舞文无赦、贪婪无赦、崇忠厚、奖公直、核课程、公用舍、审功罪、核事实”,简称《除八弊疏》。
这份奏章并未上呈给嘉靖皇帝,但却在内阁阁臣中流传,成为隆庆年间内阁实施改革的施政纲领。
嘉靖末年吏治腐朽,选官选拔多是遵循资历而非实际才能,官吏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现象屡见不鲜,贪秽成风,上下不通达。
高拱当初和张居正最大的分歧就在于,两人虽然都知道吏治需要整顿,可轻重不一。
高拱认为要加强对吏部铨选之责的监督,只有选出好官才能恢复天下清名。
而张居正则觉得他是理想主义,很难实现,既如此还不如直接针对百姓苦难颁布有针对性的政策,缓解百姓的疾苦。
特别是高拱提出解决人才的办法,张居正是绝对不能认同的,即便那个时候他们俩管理着国子监。
高拱认为“必以进士、举人相间选除,杂流、迁谪姑不必用”。
进士、举贡、吏员三途并用,基本上就能缓解张居正担心人材匮乏的难题。
在具体的官员任用问题上,高拱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,认定“人各有所长,以所长治所事,则人既得展其能,事亦可底于绩”。
还有其他选人用人之想法,大多对官宦之家不利。
这些借助家庭权势做官的豪贵子弟占据官场资源,很多是庸碌或纨绔的无能之徒,高拱就认为“有才不用,与无才同;用不当才,与不用同”。
而且高拱坚持“在其位谋其政”的理念:“国家用人,欲其修政,而非徒豢以禄也”,因此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每一个官员的价值,并不拘泥岗位。
只不过,这一切都在他被满朝官员联手弹劾中灰飞烟灭。
要说高拱心甘情愿,那是绝对不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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